乱世中的文心与风骨

杨玉勇

历史走进建安年间，当时的中原板荡，汉祚倾颓，董卓焚宫、群雄逐鹿的铁蹄踏碎了东汉末年的承平气象。然而在这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乱世废墟之上，绽放出中国文学史上一朵璀璨的奇葩——建安文学。在“三曹”之外，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七位文人以笔为戈，以文为炬，将个人的命运沉浮、时代的沧桑巨变熔铸为掷地有声的篇章，史称“建安七子”。他们的文字，既是对汉末离乱的血泪记录，也是对“人的觉醒”的深情呼唤，更以“风骨”之姿，为后世文学树立了不朽的典范。
建安七子的命运，始终与时代的洪流紧密交织。他们并非生于一地，亦非始终聚首，而是因战乱、仕途等机缘，先后汇聚于曹操麾下的邺城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人集团。
那年编写教材，我为孔融写过一篇文章。孔融（153-208）是七子中辈分最高者，出身曲阜孔氏，为孔子二十世孙。他自幼以“让梨”闻名，成年后历任北海相、少府等职，以刚直敢言著称。在汉末党锢之祸与群雄割据的乱局中，孔融曾试图在北海郡建立“政教合一”的理想之地，却因势单力薄屡遭挫败。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，孔融应召入朝，历任将作大匠、太中大夫。他虽依附曹操，却始终以汉室忠臣自居，常以诗文讥讽曹操的篡汉之心，最终因“谤讪朝廷”的罪名被处死，成为七子中最早凋零的一颗星。
陈琳（？-217）、阮瑀（？-212）他们与孔融“士族清流”身份不同，是典型的“乱世游士”。陈琳早年为袁绍幕僚，曾写下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，历数曹操罪状，言辞犀利，甚至痛骂曹操的祖父曹腾“饕餮放横，伤化虐民”。官渡之战后，陈琳归降曹操，曹操惜其才，不仅没有治罪，反而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，让其与阮瑀共同掌管记室，负责起草军国文书。阮瑀则以“文思敏捷”闻名，相传他曾在马背上为曹操草拟书信，落笔即成，无需修改。两人同为“笔杆子”，却风格迥异：陈琳的檄文气势磅礴，如惊雷破阵；阮瑀的书笺则委婉含蓄，似春风拂柳。
王粲（177-217）是七子中的“才高八斗”者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誉为“七子之冠冕”。他出身山阳高平（今山东邹城）的名门望族，祖父王畅是东汉名臣，位列“八俊”之一。建安初年，王粲因避战乱南下依附刘表，在荆州客居十余年。刘表见他“貌寝而体弱通侻”，虽有才华却不予重用，王粲郁郁不得志，写下《登楼赋》，以“览斯宇之所处兮，实显敞而寡仇”的登高之叹，抒发了“情眷眷而怀归兮，孰忧思之可任”的思乡与失意之情。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曹操南征荆州，王粲归降曹操，被任命为丞相掾，后迁军谋祭酒、侍中。在邺城的岁月里，王粲的才华终于得以施展，他的诗文“苍凉悲慨”，将个人的漂泊与时代的动荡完美融合，成为建安文学的标杆。
徐干（171-217）、应玚（？-217）、刘桢（？-217）则是建安文坛的“后起之秀”。徐干性情恬淡，不慕荣利，在乱世中“潜身穷巷，颐志保真”，著有《中论》二十篇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，探讨修身、治国之道，被誉为“建安诸子之冠”。应玚出身汝南应氏，与弟弟应璩并称“二应”，他的诗文“温润典雅”，擅长描绘自然景物与宴游之乐，代表作《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》以“朝雁鸣云中，音响一何哀”起兴，暗含乱世中的忧思。刘桢则以“刚健挺拔”著称，他的五言诗气势雄浑，敢于直抒胸臆，相传他曾因在曹操宴会上“平视”曹丕之妻甄氏，被曹操罚作苦役，却也因此留下了“文气不减”的佳话。
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赤壁之战后，曹操统一北方，邺城成为曹魏政权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七子也在此迎来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。曹操父子“雅爱诗章”，广纳贤才，七子或任职于中枢，或陪伴曹丕、曹植游宴，他们“行则连舆，止则接席”，一同登临铜雀台，一同饮宴赋诗，将文人的风雅与乱世的豪情熔于一炉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邺城，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四人相继病逝，王粲也在同年去世（一说死于随军途中）。短短一年间，建安七子半数凋零，建安文学的黄金时代也随之落幕。
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，涵盖诗、赋、散文等多个领域，他们的作品虽风格各异，却共同铸就了“建安风骨”的核心特质，慷慨悲凉的情感基调、刚健有力的语言风格、关注现实的创作精神。
七子的诗歌以五言诗为主，突破了东汉乐府诗的叙事传统，将“咏史”“言志”“抒情”融为一体，开创了五言诗的成熟范式，成为乱世回响与人性觉醒的凯歌。王粲的《七哀诗三首》是建安诗歌的代表作之一。其一“西京乱无象”开篇即勾勒出汉末战乱的惨状：“西京乱无象，豺虎方遘患。复弃中国去，委身适荆蛮。”诗人以“豺虎”喻指董卓余党，用“乱无象”三字概括了洛阳城的残破。诗中最令人动容的是“路有饥妇人，抱子弃草间。顾闻号泣声，挥涕独不还。‘未知身死处，何能两相完？’”的细节描写，将乱世中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写法，不仅展现了诗人的悲悯情怀，更将个人的漂泊与时代的苦难紧密结合，奠定了建安诗歌“现实主义”的基调。刘桢的《赠从弟三首》则以“比兴”手法，彰显了文人的气节。其二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”，以山上青松比喻坚贞不屈的品格，即使“冰霜正惨凄”，依然“终岁常端正”。这首诗看似咏物，实则言志，既是对从弟的劝勉，也是诗人自身刚直性格的写照。刘桢的诗歌语言质朴，气势雄浑，无雕琢之痕，却自有一股“挺立不挠”的风骨，被钟嵘在《诗品》中评为“其源出于古诗，仗气爱奇，动多振绝。真骨凌霜，高风跨俗”。陈琳的《饮马长城窟行》则是一首“乐府新题”，改编自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却注入了强烈的时代色彩。诗中以“饮马长城窟，水寒伤马骨”起兴，通过筑城卒与妻子的书信对话，揭露了秦代筑长城的徭役之苦，实则暗喻汉末战乱中百姓的徭役负担。“生男慎莫举，生女哺用脯。君独不见长城下，死人骸骨相撑拄”的悲叹，与《七哀诗》中的“饥妇人”遥相呼应，共同构成了建安诗歌中“乱世民生”的真实图景。阮瑀的《驾出北郭门行》则以叙事诗的形式，讲述了一个后母虐待孤儿的故事：“驾出北郭门，马樊不肯驰。下车步踟蹰，仰折枯杨枝。顾闻丘林中，噭噭有悲啼。”诗人通过对孤儿“骨消肌肉尽，体若枯树皮”的外貌描写，以及“亲母舍我殁，后母憎孤儿”的哭诉，揭露了社会底层的人情冷暖。这首诗虽取材于家庭伦理，却折射出乱世中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现实，展现了建安诗人对“人”的命运的深切关注。

杨玉勇

建安之前，汉赋多以“铺张扬厉”的手法描写宫殿、山川、物产，追求“体物写志”的宏大叙事，但建安七子的赋则将“抒情”置于核心地位，篇幅由长篇巨制转向短小精悍，内容由“咏物”转向“咏怀”，完成了汉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型。王粲的《登楼赋》是建安赋的巅峰之作。这篇赋写于王粲客居荆州期间，他登上荆州城楼，极目远眺，只见“平原远而极目兮，蔽荆山之高岑。路逶迤而修迥兮，川既漾而济深”，眼前的苍茫景象触发了他的思乡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。赋中“悲旧乡之壅隔兮，涕横坠而弗禁”“惟日月之逾迈兮，俟河清其未极”的感叹，既是对个人命运的悲叹，也是对乱世的无奈。《登楼赋》的语言清丽自然，情感真挚深沉，没有汉赋的堆砌辞藻，却以“情景交融”的手法，将“登高”这一传统题材写出了全新的意境，被誉为“魏晋抒情小赋之冠”。孔融的《荐祢衡表》则是一篇“表”体散文，却兼具赋的文采。祢衡是汉末著名文人，才华横溢却狂放不羁，孔融在表中极力举荐祢衡，称其“淑质贞亮，英才卓跞。初涉艺文，升堂睹奥。目所一见，辄诵于口；耳所暂闻，不忘于心”。文章辞藻华美，气势磅礴，既展现了孔融的刚直性格，也体现了建安文人“爱才惜才”的风尚。尽管祢衡最终因触怒黄祖而被杀，但这篇表文却成为建安散文的经典之作，其“理直气壮”的文风，正是建安风骨的生动体现。徐干的《齐都赋》则是七子中少有的“体物”大赋，描写了齐国都城临淄的繁华景象：“睎姑余而背泰山，绕琅邪而抱芝罘。碧海汤其前，渑水荡其后。”赋中对临淄的宫殿、街市、物产、民俗的描写，继承了汉赋的铺陈手法，却也融入了个人的情感，如“其民好勇，其俗尚武”的描写，暗含了徐干对“乱世尚武”的反思。这篇赋虽不及《登楼赋》著名，却也展现了建安赋“体物”与“抒情”结合的特点。
建安七子的散文，摆脱了东汉末年“谶纬神学”与“骈文绮丽”的束缚，以“实用”为核心，兼具“文采”与“风骨”，既有军国文书的刚劲，也有学术著作的深邃，成为经世致用与个性张扬的典范。陈琳与阮瑀的“军国文书”是建安散文的代表。陈琳的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堪称“檄文之祖”，文章开篇即历数曹操的罪状，从“祖父中常侍腾，与左悺、徐璜并作妖孽，饕餮放横，伤化虐民”，到“父嵩，乞匄携养，因赃假位，舆金辇璧，输货权门”，再到曹操“赘阉遗丑，本无懿德，僄狡锋协，好乱乐祸”，言辞犀利，句句诛心。然而，这篇檄文并非一味谩骂，而是以“奉辞伐罪”为名义，强调袁绍“奉汉威灵，折冲宇宙”的正义性，极具煽动性。官渡之战后，曹操见到陈琳，问他“卿昔为本初移书，但可罪状孤而已，恶恶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”陈琳谢罪说“矢在弦上，不得不发”，曹操惜其才，遂既往不咎。这篇檄文不仅展现了陈琳的文才，更体现了建安散文“经世致用”的特点，文字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玩物，而是服务于政治与军事的工具。阮瑀的《为曹公作书与孙权》则风格迥异。这篇书信是曹操派阮瑀写给孙权的，目的是劝孙权归降。文章开篇即“离娄之明，不能察帷幄之阴；师旷之聪，不能听墙壁之外”，以比喻说明“知己知彼”的重要性，随后历数曹操的功绩，分析天下大势，既晓之以理，又动之以情，言辞委婉却态度坚定。这种“刚柔并济”的文风，与陈琳的“金刚怒目”形成鲜明对比，展现了建安散文的多样性。徐干的《中论》则是一部学术著作，共二十篇，包括《治学》《法象》《修本》《虚道》等。这部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，结合道家、法家的观点，探讨了修身、治学、治国的道理。例如《治学》篇中，徐干强调“学也者，所以疏神达思，怡情理性，圣人之上务也”，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获取知识，更是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。《中论》的语言质朴无华，逻辑严密，没有建安诗文的“慷慨悲凉”，却以“求真务实”的态度，展现了建安文人对“乱世治道”的思考，被誉为“汉代子书的压卷之作”。
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，不仅在于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，更在于他们以“风骨”为核心，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新的审美标准，其影响贯穿了魏晋南北朝、唐宋乃至明清的文学发展。
建安七子开创了“文人诗”的新时代。在他们之前，诗歌多为乐府民歌，以叙事为主，作者多为无名氏；而建安七子则将诗歌从“民间”推向“文人”，以五言诗为主要形式，将个人的情感、志向与时代的命运紧密结合，使诗歌成为“言志抒情”的重要载体。王粲的《七哀诗》、刘桢的《赠从弟》、陈琳的《饮马长城窟行》等，不仅是建安诗歌的代表作，更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，为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等后世诗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。同时他们确立了“建安风骨”的审美范式。“风骨”一词最早见于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刘勰认为“风骨者，文之经也”，强调文章要有“刚健有力的思想内容”与“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”。建安七子的作品，正是“风骨”的最佳诠释。他们的诗文既不是汉赋的“铺张扬厉”，也不是六朝骈文的“绮丽浮靡”，而是以“慷慨悲凉”的情感为内核，以“刚健质朴”的语言为外壳，形成了“文质彬彬”的审美境界。这种“风骨”，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的理想风格，如唐代诗人陈子昂高呼“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”，正是对建安七子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。建安七子还构建了“文人集团”的创作模式。在他们之前，文人多为“隐士”或“孤臣”，创作多为个体行为；而建安七子则在曹操父子的感召下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组织、有共同创作倾向的文人集团。他们“游宴赋诗”“唱和赠答”，相互影响，相互促进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流派。这种“文人集团”的创作模式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如东晋的“兰亭雅集”、唐代的“山水田园诗派”、宋代的“苏门四学士”等，都可以看作是建安文人集团的延续。建安七子展现了“乱世文人”的精神品格。在汉末的乱世中，他们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以笔为戈，以文为炬，既要在乱世中谋求生存，又要坚守文人的气节与理想。孔融的刚直、王粲的悲悯、刘桢的傲骨、徐干的恬淡，虽性格各异，却共同展现了“人的觉醒”——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“君主的附庸”，而是有独立思想、独立情感的“个体”，他们的诗文，既是对乱世的抗争，也是对“人”的价值的肯定。这种“乱世文人”的精神品格，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，激励着后世文人在困境中坚守初心，以文字为武器，书写时代的真相，他们对后世留下的文学遗产将风骨长存。
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的瘟疫，带走了建安七子的生命，但带不走他们的文学遗产。一千八百多年后，当我们重读《登楼赋》中的“情眷眷而怀归兮”，重读《七哀诗》中的“路有饥妇人”，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悲凉与力量。建安七子，以他们的文心与风骨，点亮了乱世中的一盏文学明灯。这盏灯，照亮了中国文学的过去，也照亮了中国文学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