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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心映世的浮沉人生与诗坛风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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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执信是淄博人,与我同乡。那天路过赵执信故居,起了想写这位同乡的念头。清初的诗坛星空中,王士祯的"神韵说"如皓月当空,而赵执信以"诗中有人,诗外有事"的呐喊,成为划破虚空的彗星。这位从山东颜神镇(今淄博博山)走出的才子,十四岁中秀才,十七岁举乡试,十八岁成进士,二十八岁因观演《长生殿》而被革职,从此远离仕途,在江湖漂泊中铸就文学丰碑。他的一生,是天才的传奇,是命运的悖论,也是现实主义诗学在清代的生动注脚。
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(1662)一个孝妇河畔的书香世家,自幼显露出异于常人的禀赋。九岁提笔能文,落笔即见风骨;十四岁应童子试,轻松拔得头筹;十七岁赴乡试,再度折桂;十八岁踏入殿试考场,以少年英才之姿跻身翰林,成为清代最年轻的进士之一。这般顺遂的科举之路,在整个科举史上也属罕见,时人惊叹其"天赋异禀,号神童"。
赵执信入仕后平步青云。二十三岁便受命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,肩负为国选材之责;二十五岁升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,同时跻身《明史》纂修官行列,参与《大清会典》编纂。彼时的他,不仅得到朱彝尊、陈维崧等文坛耆宿的赏识,与他们订为忘年交,连诗坛领袖王士祯也对其才华心折不已,赋诗赞曰:"松花谡谡吹玉缸,挥毫三峡流春江。未论文雅世无辈,风貌阮何谁一双" 。其父赵作肱应试青州时,学使竟直接呼至案前道贺:"不必作文,汝以子贵,受封编修矣",这份荣耀足以见其当时声名之盛。其实这位少年得志的才子,骨子里却藏着不驯的锋芒。"朝贵皆愿纳交,而先生性傲岸,耻有所依附,落落如也",对于前来投赠诗文者,合则订交,不合则挥手谢去,由此"大得狂名于长安" 。这种孤高性格,既成就了他的诗坛品格,也为日后的人生转折埋下伏笔。他在《赠李生》中借临别赠言流露对官场的厌倦,在《蝉》中以"清苦孤寂"的蝉自喻,早已暗含对仕途风波的隐忧。
康熙二十八年(1689),二十八岁的赵执信正值人生盛年,却遭遇了改变一生的"长生殿事件"。这年佟皇后驾崩,清廷规定国丧期间禁止一切娱乐活动。赵执信与挚友洪昇等文人雅集,私下观演洪昇新作《长生殿》,这本为文人间的私密赏鉴,却因未邀请某位同僚而遭告发。此事迅速震动朝野,国丧观戏被视为大逆不道。这场风波中,赵执信被革职查办,彻底退出官场。当时许多人以为他会隐忍待时,等待复官机会,但傲骨铮铮的他"拂袖而去",选择以漫游江湖的方式对抗命运的不公。这一去,便是五十年的漂泊生涯,再也未曾入仕。"长生殿案"看似偶然的人际纠葛,实则是赵执信孤高性格与官场规则碰撞的必然结果。但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脱离官场桎梏后,他得以摆脱文网束缚,以更自由的视角观察社会,其诗歌创作也由此进入全新境界。他在《寄洪昉思》中写道:"垂堂高坐本难安,身外鸿毛掷一官。独抱焦桐俯流水,哀音还为董庭兰",将革职之痛化为知己相惜的感慨,尽显文人风骨。
赵执信革职后的半个世纪里,他开始江湖漫游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从齐鲁大地到吴越水乡,从京华故地到岭南烟瘴,山河破碎与民生疾苦都映入他的诗卷。这段漂泊岁月,让他从朝堂翰林蜕变为民间的观察者与记录者,磁场他开启了诗笔如刀的民生书写,他的诗歌也因扎根现实而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。
赵执信漫游途中的重要驿站是高邮。他至少五次路过高邮,留下两首反差强烈的诗作,成为其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6)秋,初次途经高邮时,他触景生情想起北宋词人秦观,写下《高邮》一诗:"不见秦淮海,烟波恨不平。空馀半钩月,犹照覆盂城" 。诗中以半钩明月、苍茫柳色勾勒高邮夜景,将对前贤的追思与自身的漂泊之愁融入烟波之中,颈联"柳带平阿暝,珠涵甓社清"更以景喻心,展现出内心的澄净与超脱。九年之后的康熙四十四年(1705),赵执信因山东大旱南下逃荒,再次抵达高邮。此时的高邮正遭遇水患,昔日的诗画江南已成人间炼狱。他目睹此景,含泪写下《碧波行(高邮)》:"遥村近郭人无余,相将草草堤上居。犹争堤前一寸水,且免一日湖中鱼" 。诗句以白描手法刻画灾民的悲惨境遇:村庄城郭十室九空,幸存者在堤上搭起简陋居所,为争夺一寸水域而奔波,只求免于葬身鱼腹。诗的结尾"连江千里号悲风,无由吹入长杨宫",将灾民的哀嚎与宫廷的隔绝并置,字里行间满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对执政者的质问。他在《山行杂诗》中的"倦游莫讶惊心数,岁暮空山鸟乱啼",以山间萧瑟景象暗喻乱世飘零;《村舍》中的"催风笋作低头竹,倾日葵开卫足花",借自然物象折射乱世中的生存智慧。他的诗歌不再是翰林院中的应酬之作,而是"诗外有事"的生动实践,成为记录时代苦难的"诗史"。
赵执信在漫游创作的同时,却以一部《谈龙录》掀起清初诗坛的理论风暴,与王士祯的"神韵说"分庭抗礼,确立了自己的诗学地位。这部仅一卷三十六则的诗话,因洪昇、王士祯与赵执信的"龙喻诗"辩论而得名,成为纠正当时诗坛流弊的重要文献。这场著名的论争始于三人对诗歌创作的不同见解:洪昇主张"诗如龙然,首尾爪角鳞鬣,一不具,非龙也",强调写实的完整性;王士祯则认为"诗如神龙,见其首不见其尾,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",推崇神韵的缥缈空灵;赵执信则折衷两者:"神龙者屈伸变化,固无定体。恍惚望见者指其一鳞一爪,而龙之首尾完好,故宛然在也"。这种观点既反对洪昇的拘泥形似,也批评王士祯的虚无缥缈,成为其诗学理论的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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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执信《谈龙录》的核心观点是"诗中有人,诗外有事"。他继承吴乔的诗学思想,强调诗歌必须真实反映作者性情与社会现实,"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,而兼可以论世"。他尖锐批评王士祯《南海集》的矫情做作:身为奉命祭告南海的钦差大臣,却在诗中高唱"万里自兹始,孤怀谁与论"的穷途之叹,堪称"诗中无人"。对于王士祯编选《唐贤三昧集》偏重兴会、忽视写实的做法,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其"错失实"的弊端。艺术风格上,他主张"从其所近",反对以"神韵"为唯一标尺。他引用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,指出诗歌风格本应多元,"设格甚宽,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,非第以'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'为极则也"。这种兼容并包的观点,打破了"神韵说"一统诗坛的局面,为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评价其说"足救新城末派之弊,似相反而实相成",恰是对这场诗学论争意义的最佳诠释。
赵执信漂泊半生后,六十岁左右返回故乡颜神镇,筑园隐居,自号"饴山老人"。虽已步入晚年,且家境贫寒,但他的创作热情并未消减,诗歌风格更趋沉郁厚重,将一生的沧桑阅历与人生感悟熔于笔端,成为真正的饴山归老,在晚境中的诗心坚守。晚年的他依旧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。他在《秋暮吟望》中写道:"寒山常带斜阳色,新月偏明落叶时。烟水极天鸿有影,霜风卷地菊无姿",以寒山水影、落菊霜风勾勒秋日萧瑟,暗合民生凋敝的时代景象,尾联"二更短烛三升酒,北斗低横未拟窥"则将家国之忧融入孤坐独饮的场景,尽显沉郁顿挫之美。而《即目》一诗"烟外风翻数点鸦,板墙欹处夕阳斜。空庭客去闭门晚,零落一堆红豆花",以极简笔触勾勒晚晴寂寥之景,将孤独之感藏于景物之中,余味悠长。归隐后的他并未与世隔绝,依然保持着与文坛的联系,其诗学思想也影响深远。袁枚便认同他对王士祯的批评,直言"阮亭一味修饰容貌,所谓假诗是也"。他一生著述颇丰,除《谈龙录》外,还有《饴山诗集》十九卷、《饴山文集》十二卷、《声调谱》一卷等传世,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。
乾隆九年(1744),赵执信以八十三岁高龄逝世。这位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诗人,以一生的实践践行了自己的诗学主张。从少年登科的意气风发,到革职漂泊的颠沛流离,再到归隐著述的潜心坚守,他的人生轨迹与诗歌创作始终指向一个核心:以诗为镜,映照人生,记录时代。在清初诗坛那个弥漫着形式主义风气的年代,赵执信以"诗中有人,诗外有事"的呐喊,为诗歌找回了现实根基与人文温度。他的诗歌或许没有王士祯"神韵说"的缥缈空灵,却深深扎根大地、心系苍生,拥有了自己穿越时空的力量。正如他笔下的萤火,"不借月为光"却能"落空阔,何异大星芒",这份不依附、不盲从的诗心与风骨,正是赵执信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精神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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