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帖最后由 疯子 于 2019-7-26 15:12 编辑
我的李鲁叔叔 周村、张志成
有一位身穿深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，顶着炎炎的烈日，行走在一条蜿蜒的土路上。汗水顺着他的头发不住地淌下来，他的手只得不停地捋着头发，把汗水一把一把地甩下。
他叫李鲁，是共产党员，也是位初中老师。午饭后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要办，必须进城一趟。可是他的衬衣刚刚洗上，很注意衣表的他没有第二件衬衣可换，只能穿上中山装，借着中午休息的时间出发。这大热天的，他能有什么急事呢？无人相信，他来回步行八公里，是到城里买一样东西，那就是农村烧火做饭用的炭掀子，是向锅灶里送煤炭用的，价格是两毛钱一把。
这是1963年的事了。李鲁是当时淄博一中的老师。那时候全国正在搞小四清运动（即清工分，清账目，清仓库，清财务），他被组织选派为四清工作组成员，他和几位同事被分配到我村工作。那时候的干部下来工作，都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。就是说谁家的家庭成份是贫农，谁家最穷，就会派一位干部进入谁家。因为我家两个条件都占全了，李鲁就和我们成了一家人，我喊他李叔叔。就此，他每月交给我家六块钱的生活费，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。
那时候的贫下中农和干部，只能同吃同劳动，至于同住却都不成，因为任谁家也没有空闲的房子让他们住。比如我家，只有三间土屋，总共不足27平米住着我们五口人，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娘做饭用得炭掀子是半个破碗。
今天是他发工资的日子，李叔叔给我娘交足了六块钱的生活费后，利用午休时间跑到城里专门办这个事儿。那时候全村找不到一辆自行车，他只有下步跑。想不到回来的时候突遇大雨，又没有公路可走，他是提着鞋子回来的，膝盖以下都成了泥巴，感动的我爹娘好一阵心酸。那时候不要小看这两毛钱，农民卖一个鸡蛋才二分钱呀，不像现在，在公路上有两毛钱，也很少有人弯腰的。
那时候我十一岁，是老大，我爹却六十岁拐弯了，真是上有老下有小，真是连咸菜都吃不上。可是李叔叔从来没有嫌弃过我家，吃饭的时候他先让了老的，再让了小的，他总是捡最不好地吃，而且还抢着刷锅洗碗，一个月下来，眼见得他的脸面瘦了不少。
那时候我小，最爱黏他，到了晚上，我就愿意跟着他串门子。他常去的一户人家是个老光棍，也是位老军人，不识字，是个文盲。但是他的肚子里的故事多的很，总也说不完。他的外号叫“海外红，”就是名声在外的意思。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中共党员，是位复原军人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详细情况。因为村支部书记就参加过西藏平叛，他也是个文盲，他自己是哪个军都说不清楚，更不用说别人了。
李叔叔告诉我说：“咱俩的任务，就是要把他肚子里的故事全掏出来，这对你我的将来都是有大用处的。”当时我虽然然不知道有什么用处，我却知道那人爱抽大烟袋，曾记得李叔叔不止一次的花上一毛钱，买上半斤碎烟叶孝敬他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俩的一段对话。
李叔叔问：“大叔，你去过大别山吗？”
“海外红”说：“靠，那谁不知道咧，刘伯承领导得好，豌豆角子吃不饱么。”
只见李叔叔一拍大腿惊喜地说：“哎呀，总算明白了，大叔，刘伯承是中原野战军的司令，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。大叔，光荣啊，你就是当年号称百战百胜的刘邓大军的一员呀。”
噢，我说呢，为了填饱肚子，有些人（包括我）去生产队的地里偷玉米，和扒地瓜吃。而老光棍管着看坡，他宁肯挖野菜吃，也绝不会动生产队里的一粒粮食。原来这样的人才算共产党员呀。怪不得我李叔叔跟他走得那么近，他们都是一路人呀。
虽然我不懂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却牢牢地印记着：他们都是好人，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人。
李叔叔在我家共同生活了一年，我家的锄镰锨镢等小玩意儿都换了一遍。我想他也该有个家，他也没有钱，他给我们的帮助，是硬生生从他家人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现在想来，毛泽东主席，从一建国就领导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和反贪反腐，直到他去世前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，才有了共和国二十七年的明媚的阳光。
我——理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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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7-26 15:08:43
发表于 2019-7-26 16:27: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