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以仁伐暴，奠定天下的圣王之姿

杨玉勇

中国历代开国君主中，周武王姬发以“仁政”“天命”“开创”的形象呈现给大众。他并非凭借一己之勇夺取天下，而是以继父周文王之德、承万民之望为根基，以“吊民伐罪”为旗帜，在姜太公等贤臣辅佐下，终结了商纣的暴虐统治，建立起延续八百年的周王朝。他不仅是军事上的决策者、政治上的开创者，更以“敬天保民”的治国理念，为后世华夏文明的政治伦理奠定了基石，成为历代君主效仿的“圣王”典范。
周武王，名姬发，出生于商朝末年的周原（今陕西岐山东北），是周文王姬昌的次子（因长子伯邑考早逝，姬发成为实际继承人）。他的成长，始终伴随着周国从“西陲小邦”向“天下共主”候选者的蜕变，也始终笼罩在父亲周文王“积善累德”的光环之下。这份光环，正是姬发后来能凝聚诸侯、推翻商朝的核心资本。
周文王在位五十年，早已为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礼贤下士，将渭水垂钓的姜太公拜为太师，又招揽散宜生、太颠等贤臣；他推行仁政，“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禄”，让百姓负担减轻，周原一带“耕者皆让畔，民俗皆让长”；他还通过调解虞、芮两国的土地争端，让天下诸侯意识到“周之德，可法也”，主动归附者达四十余国。姬发作为继承人，自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左右，既学治国之术，也习军事谋略，更深刻理解父亲“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侍殷”的隐忍，不是不敢反，而是时机未到，更是不愿背负“以下犯上”的骂名，要等“天命”与“民心”完全站在周国一边。
为了锤炼治国能力，周文王让姬发主持周国日常政务。他效仿父亲的做法，对百姓“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”，对贤臣“师事太公，友待散宜生”：春耕时亲自到田间察看农情，秋收后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；对归附的小部落，不强迫他们改变习俗，只要求遵守“不抢掠、不暴虐”的约定；对商朝派来监视周国的使者，也始终以礼相待，从不表露反意。这种“外示臣服，内修德政”的策略，让周国在商朝的眼皮底下不断壮大。周文王晚年，周国的疆域已从周原扩展到渭水下游，甚至控制了商朝西部的重要据点，而商纣王却还沉迷于酒色，将精力放在讨伐东夷上，对西方的威胁视而不见。
姬发非常注重军事上的准备工作。他以姜太公为军事统帅，在周原训练士兵：不同于商朝军队以奴隶和战俘为主力，周国军队多是自家百姓，“兵民合一”，士兵为保护家园而战，士气远胜商军；姜太公还为周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，强调“令行禁止，不杀降、不扰民”，这与商军“战胜后屠城、掠奴”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。姬发曾多次跟随姜太公检阅军队，每次都强调“兵者，凶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”。这种对战争的敬畏，后来成为他伐纣时的核心指导思想。
公元前1056年，周文王病逝，姬发继位，史称“周武王”。继位之初，他没有立刻称帝，而是仍以“西伯”自居，继续沿用父亲的年号“受命”（意为“受天命而治”），甚至将父亲的牌位带在军中，以此表明“伐纣非我之意，乃继父志、顺天命”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派使者遍告诸侯：“西伯崩，子发立，愿从诸侯复事殷。”这看似臣服的举动，实则是一次试探，诸侯们是否愿意继续追随周国？结果，大多数诸侯都派使者来周原吊唁，暗中表示“愿听西伯（周武王）号令”。姬发心中十方清楚，民心、诸侯心，已渐渐偏向周国，剩下的，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这正是他潜龙在渊的智慧，继父志，蓄国力，藏锋芒。
周武王继位后的第二年，他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。率周军东进，至孟津（今河南孟津东北，黄河渡口）举行大规模阅兵，史称“孟津观兵”。这不是一次真正的伐纣，而是一次“政治宣示”与“军事彩排”，其目的有三：一是试探商朝的反应，二是检验诸侯的向心力，三是向天下表明周国“吊民伐罪”的立场。出发前，周武王在周庙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，他手捧父亲的牌位，对将士们说：“殷有重罪，不可以不毕伐。”这句话第一次公开将商朝定为“有罪之国”，而周国的使命是“伐罪”，而非“叛乱”。随后，他命姜太公为中军主帅，自己与弟弟周公旦（姬旦）、召公奭（姬奭）分别统领左军、右军，率战车三百乘、勇士三千人、甲士四万五千人，沿渭水东进，渡过黄河，抵达孟津。
令周武王感到意外的是，他并未提前通知诸侯，却有“八百诸侯不期而会”。这些诸侯有的是主动前来，有的是听闻周军东进而率军追随，他们齐聚孟津，纷纷对周武王说：“纣可伐矣！”面对诸侯的热情，周武王却异常冷静，他登上高处，眺望远方的商朝都城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，然后对众人说：“汝未知天命，未可也。”他为什么拒绝？不是胆小，而是他看到了关键问题：此时的商朝虽然混乱，但主力仍在东夷作战，朝歌还有一定的防御力量；更重要的是，“八百诸侯”虽来，却多是小邦，真正有实力的大国（如楚国、蜀国）尚未明确表态，若此时伐纣，胜负未卜，且容易让“伐罪”变成“穷兵黩武”。于是，周武王下令撤军，但这次“观兵”的意义已经达到。一是向天下证明了周国的号召力，“诸侯皆愿从周”，商朝的孤立已成定局；二是向诸侯传递了周国的原则，“伐纣以天命为凭，不以实力为恃”，进一步巩固了“正义之师”的形象；三是演练了周军与诸侯联军的协同作战能力，为后来的牧野之战积累了经验。撤军前，周武王与诸侯约定：“待殷有更大之罪，天下共伐之。”他在等商纣王自己“作死”，等“天命”的信号更明确。
商纣王果然没有让周武王等得太久。孟津观兵后，商纣王非但没有醒悟，反而变本加厉：他杀了直言进谏的王子比干，挖了贤臣箕子的眼睛，囚禁了微子（纣王庶兄），朝中大臣或逃或叛；他将东夷战俘大批押回朝歌，强迫他们充任奴隶，甚至用于祭祀，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怨恨；他还把军队主力留在东夷，朝歌的守卫多是老弱残兵和战俘，商朝的统治，已经从“摇摇欲坠”变成了“一触即溃”。
公元前1046年（一说公元前1044年），周武王得到消息：商纣王的主力仍在东夷，朝歌空虚，且微子已悄悄派使者来周，告知“殷民叛者过半”。周武王召集姜太公、周公旦等重臣商议，姜太公说：“时不我待，若等纣调回主力，再伐难矣！”周公旦也补充：“殷民苦纣久矣，今伐之，是救民于水火，天命必佑。”这一次，周武王不再犹豫，他知道时机到了。

杨玉勇

这一年正月，周武王率周军主力再次东进，这次，他目标明确，直捣朝歌，灭掉商朝。出发前，他再次举行祭祀，发布了著名的《泰誓》（即“太誓”，意为“大誓师”），向全军宣告商纣王的四大罪状，“毁坏其三正，离逷其王父母弟，乃断弃其先祖之乐，乃为淫声，用变乱正声，怡说妇人”“重赋税以实鹿台之钱，而盈钜桥之粟”“残害百姓，毒痛四海”“剖比干之心，囚箕子，为炮烙之刑”。每一条都指向“失德”“失民”，而周国的使命是“替天行道，救民于难”。
这次诸侯的响应比孟津观兵时更积极。不仅有上次的八百诸侯，连楚国、蜀国等大国也派军前来，联军总数达到四万五千人（周军）加诸侯军数万人，战车千乘。联军沿黄河东进，一路畅通无阻，商朝的地方官员要么开城投降，要么弃城而逃，没有一支军队愿意为商纣王卖命。正月下旬，联军抵达牧野（今河南淇县南，朝歌郊外），距离朝歌仅七十里，商纣王这才惊慌失措，急忙下令召集军队。此时商朝已无兵可用，主力在东夷，回援不及；朝歌的贵族军队寥寥无几；无奈之下，商纣王只能将大批奴隶、战俘和守卫都城的老弱残兵拼凑起来，号称“七十万大军”，开赴牧野迎战。表面上看，商军人数远超联军，这支军队却毫无战斗力，奴隶们本就痛恨商纣王，战俘更是巴不得商朝灭亡，他们根本不想作战，甚至早已心怀叛意。
二月初五清晨，牧野决战爆发。周武王先命姜太公率百名勇士出阵挑战，试探商军虚实；随后，他亲自擂鼓，联军分为左、中、右三军，向商军发起冲锋。按照姜太公的部署，联军不与商军正面硬拼，而是重点冲击商军的两翼，那里大多是奴隶和战俘。果然，战斗刚一开始，商军的两翼便哗变，奴隶们纷纷扔下武器，转身冲向商军的中军（贵族军队），甚至引导联军向朝歌方向进攻。商军瞬间崩溃，“七十万大军”土崩瓦解，商纣王见大势已去，带着少数亲信逃回朝歌，登上鹿台，穿上宝玉制成的衣服，自焚而死，自此商朝灭亡。
牧野之战的胜利，看似是军事上的胜利，实则是“民心向背”的必然结果。周武王在战后对将士们说：“非朕能胜纣，乃天能胜纣，民能胜纣。”他没有将功劳归于自己，而是归于“天命”与“民心”，这正是他与商纣王最大的不同：商纣王认为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，将天命视为私有；而周武王认为“天命无常，惟德是辅”，只有行仁政、得民心，才能保住天命。这种“敬天保民”的思想，后来被写入《尚书》，成为周王朝的治国纲领。
周武王进入朝歌后，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胜利，而是安抚百姓。他下令联军“无杀奔走，告命于商”，不杀商朝的百姓和投降的官员；然后，他带着周公旦、召公奭等重臣来到鹿台，对着商纣王的尸体射了三箭，再用剑砍断纣王的头，悬挂在白旗上（这是当时的战争礼仪，象征着“诛有罪”，而非个人仇恨）；随后，他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，重修了比干的坟墓，表彰了商朝的贤臣微子，让商朝的贵族们安心。这些举动，迅速稳定了朝歌的局势，百姓们“执禽牵羊，委积道路”，纷纷前来迎接联军，就像迎接拯救自己的恩人。
安顿好人心后，周武王开始处理商朝的遗留问题。他将商朝的土地和人口分为三部分，一部分封给微子（后来建立宋国），让他奉祀商朝的祖先，“以续殷祀”这一举动被后世称为“兴灭国，继绝世”，体现了周王朝的宽容，也避免了商朝遗民的反抗；一部分封给弟弟管叔鲜、蔡叔度，让他们监视微子和商朝遗民（史称“三监”）；另一部分由周国直接管辖。同时，他下令废除商朝的苛捐杂税，打开钜桥的粮仓，将粮食分给百姓；释放被商朝囚禁的奴隶，让他们恢复自由身；毁掉商朝的炮烙等酷刑工具，向天下宣告“暴虐之政不复存在”。
周武王开始“定鼎天下”后，他将周朝的都城定在镐京（今陕西西安西南），同时在洛阳（今河南洛阳）修建东都洛邑，镐京为“宗周”，是周朝的发源地和政治中心；洛邑为“成周”，是控制东方、监视商朝遗民的军事重镇，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邑，也是基于这个布局。他还下令将商朝的传国之宝“九鼎”（象征天下九州）从朝歌迁至洛邑，“定鼎洛邑”。标志着周王朝正式取代商朝，成为天下共主。
周武王 “分封诸侯”，根据“亲亲尊尊”的原则。将天下土地和人口分封给三类人：第一类是王室子弟，如弟弟周公旦封于鲁（由长子伯禽代赴任）、召公奭封于燕、弟弟叔虞封于晋，这些诸侯成为周王朝的“同姓屏障”；第二类是功臣，如姜太公封于齐（营丘，今山东淄博），允许他“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”，赋予他讨伐不服诸侯的权力；第三类是古代帝王的后裔，如封神农氏后裔于焦、黄帝后裔于祝、尧后裔于蓟、舜后裔于陈、禹后裔于杞。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，也是为了争取天下人心。
分封制的核心，是“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”。诸侯对周天子有进贡、出兵助战、朝觐的义务；周天子则保护诸侯的安全，调解诸侯间的争端。这种制度，在当时极大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。一方面，它将周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，促进了民族融合；另一方面，它让周天子的权力通过诸侯延伸到偏远地区，避免了像商朝那样“中央强而地方弱”的弊端。后来周王朝能延续八百年，分封制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周武王命周公旦、召公奭等人制定“周礼”的雏形。规定了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间的礼仪规范，如“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”“士大夫不得越级用礼”等；同时明确了“井田制”的土地制度，将土地分为九块，中间一块为公田，由百姓共同耕种，收获归周天子或诸侯，其余八块为私田，归百姓所有。这一制度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，也让百姓有了稳定的土地，为周朝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牧野之战后两年（公元前1044年，一说公元前1042年），周武王病逝，年仅四十五岁（一说五十四岁）。他在位时间不长，仅约六年（继位后四年伐纣，灭商后两年去世），但他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其影响远超同时代的君主。
周武王的第一个遗泽，是为周王朝奠定了“长治久安”的基础。他灭商后没有像商纣王那样暴虐，而是以宽容、仁政对待商朝遗民，避免了“改朝换代必流血”的恶性循环；他的分封制让周王朝的统治深入到全国各地，形成了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统一局面；他的“敬天保民”思想，成为周王朝的治国理念，被后世的君主继承。如周公旦在辅佐周成王时，进一步完善了周礼和井田制，让周朝的统治更加稳固，出现了“成康之治”的盛世。
周武王的第二个遗泽，是为华夏文明确立了“政治伦理”的核心。在周武王之前，商朝的政治是“神权至上”，君主通过祭祀祖先和神灵来巩固统治；而周武王提出的“天命无常，惟德是辅”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将政治的核心从“敬神”转向了“保民”。君主的权力不再是“天生的”，而是“民给的”，只有行仁政、得民心，才能保住权力。这种思想后来被孔子、孟子等儒家学者继承和发展，形成了“仁政”“民本”的儒家政治思想，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主流政治理念。
周武王的第三个遗泽，是塑造了“圣王”的典范形象。周武王不是“暴君”“枭雄”，而是“仁君”“圣王”：他继父志而不贪功，伐暴纣而不嗜杀，定天下而不专权，封诸侯而不猜忌。后世的君主都以他为榜样。如汉文帝、唐太宗等贤君，都曾以“周武王抚民”“牧野之仁”自勉；甚至在民间，周武王的形象也被神化：他被视为“正义”的化身，与姜太公一起成为民间信仰中的“保护神”，许多地方的祠堂里都供奉着他的牌位，寓意“保一方平安，行一方仁政”。
周武王姬发的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个人英雄主义，却有“顺势而为、以仁取胜”的智慧；他没有留下太多个人的言论，却用行动诠释了“何为君主”，君主不是“天下的主人”，而是“天下共主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