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朝名臣的传奇人生与不朽功勋

杨玉勇

明朝王琼以其卓越的才能、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历经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四朝，从工部主事起步，一步步登上户部、兵部和吏部尚书的高位，成为一品大员。他的一生，是为国家和人民不懈奋斗的一生，在治理漕河、平定叛乱、加强边防等方面都建立了不朽功勋，与于谦、张居正并称明代三重臣，当之无愧地成为明朝的中流砥柱。
1459年，王琼出生于山西太原（今山西太原刘家堡）的一个仕宦之家。伯父王永寿，明天顺年间官至南京工部尚书；父亲王永亨，成化年间任隆庆知州。自幼，王琼便聪颖智慧，在良好的文化教育和封建传统的熏陶下茁壮成长。“幼承父训，精于理学”，4岁时他便能书写楷书，5岁被举为奇童，8岁通读《尚书》，12岁起更是独辟一室，伏案勤读。年少的他，心中早已怀揣着远大志向，对仕途充满向往，胸藏治国安邦之术。
21岁时，王琼在乡试中脱颖而出，得中“庚子科”举人，就此步入仕途。4年后，他赴京赶考，又中成化年“甲辰科”进士，被授为工部主事。不久后，他担任主管水利的都水郎中，负责全国大运河的漕运治理。这一任命，成为了王琼展现才能的开端，也拉开了他传奇仕途的序幕。
明朝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，漕运成为了国家的生命线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然而，到了明弘治年间，漕运却陷入了重重困境。沿漕河各州郡虽设有通判、县丞等专职官员负责漕河事务，受工部都水郎中直接管辖，但这些官员大多被各省“抚按委以兼杂”，或是因为治理河道差事艰苦且难以升迁，“多不尽其职”，致使整个漕务日益松弛，甚至无人过问。
王琼上任后，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。他果断奏请朝廷，采取“核实人员编制，革除地方所谓兼差，责令专司河道本职”的措施。这一举措犹如一阵疾风，迅速整肃了漕务人员，使得漕运工作重新走上正轨，新的局面逐渐展现。治理漕河的过程中，王琼发现河防用的埽草存在严重问题。当时，埽草新陈混杂，堆积腐烂却无人管理，而县官每年还从百姓中大量摊派，部分官僚更是趁机中饱私囊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王琼决心改变这一现状，他亲自组织稽查核对，首先核清埽草的存量，再根据河防的实际需要，定出每年的征收数额，多余部分则折收银两，以减轻百姓搬运负担。经过两三年的努力，不仅河防储备充足，而且收取折银三万有奇，既保证了河防资财的专用，又刹住了贪污浪费之风，百姓的生活压力也得到了极大缓解。
王琼对那些随意动用河防木材移作他用并贪污的州县官员毫不留情。他奏请皇帝下旨：“沿漕河州、县，不得动用河防专用木材，违者严加议处。”这一强硬措施有效保住了河防资财，也让那些心怀不轨者不敢再肆意妄为。当时舆论纷纷称赞王琼办事“秉公识体”，且“力定毅足”，说到做到。《明史·王琼传》中也对他治理漕河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：“治理漕河三年，……不爽毫发，由是以敏练称”。在治理漕河的任期内，王琼对每步每里的河道闸座、一尺一丈的漕舟水材之费用都进行了详细的考稽，确保准确无误，并将这些信息著入漕志。他还参照明成化年间王恕所著《漕河通志》，经过实地认真勘查，于弘治八年（1495年）编著了《漕河图志》八卷。这部著作对漕河河图、河之脉络原委及古今变迁、修治河道的经费，以及历朝有关漕河奏议、碑记等内容都进行了详细记载，在当时和后来都被视作一部“切于实用”的治理漕河的重要著作。王琼治理漕河的三年，是他崭露头角的三年，他以敏锐的洞察力、果断的决策力和务实的行动力，成功解决了漕运中的诸多难题，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才能和清廉正直的为官品质，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明朝中期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烈，宁王朱宸濠叛乱事件成为了这一斗争的集中体现。宁王朱宸濠封地于南昌，作为朱元璋子宁王朱权的五世孙，他见武宗皇帝整日游嬉，朝政荒废，便心生觊觎皇位之心。他厚贿朝中权贵，暗中积蓄力量，图谋夺取皇位。
正德十年（1515年），王琼出任兵部尚书。早在朱宸濠叛乱之前，王琼就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了宁王的不轨意图。正德十一年（1516年），他力排众议，特举王守仁（字伯安，号阳明）出任南赣巡抚。接着，又借福建省有警之机，以兵部请旨，准王守仁“便宜提督军务”。实际上，王琼与王守仁此前从未谋面，但王琼素知王守仁的才能与为人，他唯贤是举，事先精心筹划，将王守仁安排到江西，这一举措成为了日后粉碎朱宸濠叛乱的关键，真是平叛奇谋，运筹帷幄定乾坤。
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6月14日，朱宸濠在南昌公然谋反。19日，王守仁飞书报警，紧接着，巡抚南京都御史李充嗣也飞章告变。一时间，京师震动，收受朱宸濠贿赂的官员大吏态度暧昧，一些怕事的官员更是惶惶不安，不知所措，拿不出任何应对之策。兵部尚书王琼却独具胆略，胸有成竹。在这危急关头，他一夜之间草疏十三道，对平定宸濠之乱进行了严密部署。他请下诏削藩属籍，正贼名，以正视听；命南和伯方筹祥督操江兵防南京，确保留都的安全；命南赣巡抚王守仁、湖广巡抚秦金各率所部趋南昌，对叛军形成包围之势；应天巡抚李充嗣据镇江，截断叛军东进之路；许庭光镇浙，防止叛军逃窜至浙江；淮扬巡抚丛兰扼仪真，控制住叛军北上的咽喉要道。王琼镇定自若地对众官员说：“诸君勿忧，吾用王伯安抚赣州，正为今日，不过旦夕，贼成擒耳。”事实正如他所料，朱宸濠叛乱仅用43天就被成功平定。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平叛之战中，王琼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精准的战略眼光，定大疑，决大难，镇静自若地指挥着各方力量，使得叛乱迅速被平息，人民免遭涂炭之难。他的功绩不仅在于成功平定了叛乱，更在于他的远见卓识和果断决策，为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杨玉勇

西北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一直是困扰明朝政权的一大难题。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二月，朝廷因西北边事紧急，由内阁大臣桂萼等推荐，诏令王琼“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”。此时的王琼，已年届70高龄，但他怀着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边疆安宁的责任感，毅然接受了这一重任。二月接旨，三月登程，他为了安定边防，再次踏上了征程，驰骋于西北疆场。自嘉靖七年至十年（1531年），从延绥到宁夏，直至河西走廊嘉峪关外，明代“三边”数千里边防，统归王琼总制。他一到任，便不辞辛劳地巡视险要之地，考察古今边防形势，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边之策。针对宁夏、延绥等地边镇士马各守其地，互不相及，导致鞑靼诸部不时窜扰，拒之无人、逐之不易的问题，他提出将各镇士马在鞑靼诸部可入地分布，采用“摆墙拒战法”，以拒其入。同时，他还遵用重门御暴之理，提出在守边地区挑沟挖堑法。这种方法根据地理形势设险修筑工事，不仅能够有效设险守边，而且节省劳费，具有良好的防御功能。自此，鞑靼部难以从西北地方长驱直入，王琼成功实现了北拒鞑靼的计划，保障了边疆地区的安全。
明朝成化、弘治以来，西域吐鲁番日益强盛，先后强噬诸番，夺取哈密，驱逐其君，历经60年，势力逐渐难以控制。王琼深知单纯的武力镇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于是采取了防卫和怀柔并举的方针。一方面，他在洮、岷、河、兰之地缮城堡，远斥堠，广储蓄，严谨防备。当吐鲁番派虎力纳咱儿引瓦剌2000余骑犯肃州时，他指挥明军予以沉重还击，让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；另一方面，他释放吐鲁番马黑麻、虎力奶翁等，责以大义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王琼的这一方针很快见到了成效，嘉靖七年，吐鲁番速坛满速儿派人求贡。后来，吐鲁番出印献城，牙木兰、帖木耳、土巴等吐鲁番心腹爪牙，也皆望风归顺。西域地方在王琼的苦心经营下，终于避免了战争的灾难，汉族和少数民族得以过上安定的生活。
王琼在西北边疆期间，积极开禁了关闭多年、不许吐鲁番入贡的西域关隘，恢复了边疆地区民族间正常往来与商业贸易。他在奏皇帝《御敌安边疏》中明确提出：“御边侵之策，惟战与和而已。战和并用、以战求和。”同时，他坚决反对闭关不通往来的政策，认为“绝贡非宜，往和非礼”，主张“顺则抚，勿过抚以纳侮；逆则拒，勿深拒以穷兵”。尽管他的主张受到时代的局限，但他倡导边境地区民族之间友好往来、和平相处、互通有无的理念，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，为促进民族融合和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王琼的为官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历经坎坷。明正德十五年（1520年）十二月，王琼转任吏部尚书。次年四月，明武宗去世，1522年，世宗朱厚熜即位，改年号嘉靖。在政治倾轧中，王琼遭言官弹劾，被判处死刑，后经同僚疏救，改判绥德充军。
1522年五月，63岁的王琼抵达绥德。面对人生的巨大挫折，王琼并未感到沮丧和绝望，他把多年的为官经验以笔记形式记录下来，并将自己当时所遭受的境遇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相比，展现出了豁达的胸怀和坚韧的意志。在绥德期间，他虽身处逆境，但仍心系国家，通过读书吟诗、登高观景来排解心中的忧愁，同时也表达了对所受遭遇的愤慨。他在游石窟山石宫寺时题写的七律：“载酒寻春石窟山，眼前春意几多般。柳枝嫩拂黄金坠，杏蕊含娇白粉团。我比谪仙狂问月，谁知陶令早辞官。乾坤俯仰成今古，世态浮云一笑看。”以及谪戍绥德第一年所作《秋日和韦庄绥州题句》中的“石泪也含秦国恨，树声常动朔方秋”，都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情感。一年以后，他又在《游天宁寺歌》中再次写出：“扶苏本为谏坑儒，矫诏赐死奸臣诬。至今儿童识其处，秦廷佞人已族诛。”他不仅日夜思念着为己辩诬，而且坚信历史终将对忠与奸作出公正的裁定。
明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，世宗怜王琼年老有病，准其还乡。次年，西北边事紧急，经内阁大臣桂萼等再三力荐，朝廷诏令王琼“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”。王琼再次临危受命，奔赴西北边疆，为国家效力。
嘉靖十年（1531年）冬季，王琼被从战场召回朝。次年秋天，这位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重臣，病逝在任上。他的离去，是明朝的一大损失，朝廷追赠他为太师，谥号“恭襄”。
王琼的一生，是波澜壮阔的一生，是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。他胸藏大略，居官有声，遇事担当，应机立变，在明朝的政治、军事、水利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成为了明朝的中流砥柱。他的功绩和精神，不仅在当时得到了人们的赞誉和敬仰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，激励着后人在追求国家繁荣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